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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处家暴旋涡的孩子们:是受害者,而不仅仅是目击者

今天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。在本文中,偶尔治愈想告诉你的是,家庭暴力,绝不仅仅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,对于这些成长在家暴氛围里的孩子们,TA 们不仅仅是目击者,而同样深受其害。 在我第一次…

今天是国际反家庭暴力日。在本文中,偶尔治愈想告诉你的是,家庭暴力,绝不仅仅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,对于这些成长在家暴氛围里的孩子们,TA 们不仅仅是目击者,而同样深受其害。

在我第一次做家庭暴力报道时,就隐约意识到,身处家庭暴力旋涡的孩子,遭遇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虐待,更是一种作用于精神上的,缓慢地切割,来回往复。

比如,一个15岁男孩学着他父亲的模样,在母亲违拗自己意思的时候,把她狠狠地推倒在地。他会跟母亲道歉,但总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暴怒。

直到数年后,当我看到澳大利亚记者 Jess Hill See 撰写的See What You MadeMe Do(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》)一书时,才彻底看清这群在家暴中长大的孩子们的生存全景。那些描述至今令我不寒而栗。

「 TA 知道所有藏身处,知道吼叫声一响起时如何让自己消失。

TA 们会在母亲哭泣时抱着她,并帮助她清洗血渍。

TA 们会为暴力行为自责。

TA 们乞求母亲离开,因为有一天她会被杀死。

在 TA 们内心深处,许多人怀抱恐惧,担心自己以后也会变成施虐者,或者最终嫁给一个施虐者」。

See What You Made Me Do

Jess Hill 是一名调查记者,自 2014 年之后一直从事家庭虐待的写作和研究。此前,她曾担任 ABC广播公司的制片人,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驻中东记者。

她因为家庭暴力的报道获得诸多奖项,包括三次 Our Watch(澳大利亚保护妇女儿童、对抗暴力的公益组织)大奖、两次沃克利新闻奖。

Jess Hill 于2019年出版了See What You Made Me Do(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》)一书。并于 2020 年被授予澳大利亚女性作家最高奖 —— 斯特拉奖。评审会主席 Louise Swinn 给予这本书盛赞:「它强大无比,拆穿了我们在家庭虐待问题上那些因为懒惰而存在的老土谎言。」

是虐待而不仅仅是暴力

2014年,对于澳大利亚人和作者 Jess Hill 有着特殊意义。

当年1月3日,在众目睽睽之下,澳大利亚 11 岁的男孩 Luke Batty 被父亲杀死。这个男人用板球拍打儿子的头,最后用刀刺死了他。

案发后,警察、儿童保护人员都称,他们从没想到孩子的父亲有一天会这样做。因为在过去十多年来,他虽然对配偶持续不断地实施家庭暴力,但从未伤害过自己的儿子。

案发前,Luke 的母亲一直发出警告,称孩子的父亲存在危险。她的警告最终被采纳 —— 前夫被禁止接触孩子,但他还是突破了禁令,冲到了孩子面前。

「自从 Luke 死去之后,大家意识到澳大利亚出现了问题」,Jenna Price 说,她是悉尼科技大学的一名学者 ,从 1979 年以来一直撰写关于家庭暴力的文章。

而对作者来说,这次事件也是她写下这本书的最初原因。这位调查记者此前一直深耕难民权利、中东争端的话题。自 2014 年之后,在五年间,她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家暴受害者的遭遇,从街道整洁的悉尼中产社区,延伸到偏远的贫困社区。

图源:站酷海洛

而数据也让人惊心动魄,被杀死的男孩 Luke 居住的维多利亚州,仅在 2013-2014 年,当地警察们就接到了 65000 多次家庭虐待事件报案。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妇女经历过这种情况。而关于孩子的数据一直并没有官方统计,一项针对 5000 名儿童的小型调查显示,23% 的人目睹了针对母亲或者继母的人身暴力。

这本书并非单独描写受家庭暴力影响儿童,实际上,作者有更大的野心,她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结构图景,包括施暴者、受害者、社会文化、司法机构、社区、庇护所。

相比「家庭暴力」,作者更倾向使用「家庭虐待(domestic abuse )」(下文中都会沿用「家庭虐待」一词),在她看来,这是完全有意义的。因为在一些寻求帮助的受害者看来,并不一定会遭受特别的身体虐待,也正因此,TA 们会对自己的处境产生困惑。

但事实上,受害者们所经历的是最糟糕的部分——是令人感到屈辱、持续的心理暴力。

「沉默」的孩子

在书里,「孩子」被作者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章节 —— 这是非常罕见的,因为在其他很多关于家庭虐待的报道里,孩子们都是「沉默」的。

这种处境在中国也极为常见,因为出于「二次伤害」的担忧。孩子们不太成熟,极易受伤害,可能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。当然,也无法否认有些媒体人员并不那么值得信任。这种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「好像孩子只是父母的延伸,」作者指出,「家庭法律制度通常只将孩子视为父母的财产,而把家庭虐待当做仅仅是成年人的事情,好像只要父母分居或者离婚,问题就得到解决了」。但事实上,并不会。

图源:站酷海洛

本书中详细讲述的15岁女孩 Carly 就是其中一例。

Craly 的母亲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遭受丈夫盘剥,她全职工作,承担一切家庭开支,甚至曾为此差点住院。为了丈夫的事业,她抵押全部财产贷款。但当她离职后,丈夫并没有承担她的花费,而是要求她详细记录购物清单供他批准,他拒绝为妻子的牙医付费,甚至让她去跟父母要钱。

这位可怜的母亲决定离开时,当着孩子的面,丈夫掐住她的脖子。

故事并没有因为这位女性的离开而结束。在她离开两年后,法庭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,将单独监护权给了前夫。

事实上,将监护权交给施暴者的情况很常见。在本书的另一部分,作者指出,因为在家事法庭上,受害者的神情看起来「迷惘而焦虑不安,害怕孩子被迫去跟她们认为危险的人见面或一起生活」。而施暴者却经常表现得「更冷静且理性」,也因此,后者对事件的描述显得更为可信,也容易被视作「优质的家长」。

尽管孩子们向法庭列出了一份清单,告诉法官「为什么自己害怕和父亲居住」。这份清单这样描述:父亲当着他们的面,掐住母亲的喉咙,并试图用刀割下去;把他们的猫放进烘干机里,以此折磨他们;他会发脾气,乱扔东西,会在折磨孩子的时候露出「邪恶」的微笑, 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一边说「该死」。

但孩子们的声音依然被无视了。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逃离,但 9 个月后,还是被警察找到了。Carly 写了一封信请母亲代为转交给警察。

在信里,女孩说,「我试图告诉所有能接触到的机构人员,我有多么害怕。但没有任何人听进去。我好像在一个真空的房间里尖叫,但声音被阻隔了。我需要有人听见,明白我想要的只是没有恐惧的生活。

然而,那天下午,警察把孩子和母亲分开,6 个小时后,孩子们的父亲赶到了,他告诉孩子们,他有多么想念他们。

「我和我的弟弟都在想,『不,我们恨你』」。

「事实上,很多儿童幸存者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,他们因为成年世界剥夺了自己的权利感到沮丧」,Jess Hill 的经验告诉我们,记者在采访受精神创伤的儿童前需要向专家组织寻求建议,以避免给孩子们带来二次创伤,为此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。

「不要假设我们知道最适合孩子们的是什么,为什么不去问问 TA 们,『你想讲自己的故事吗?』」

被低估的创伤

在警察把 Carly 和弟弟交还给父亲的一年后,Carly 准备再次逃离,她试图向弟弟解释带上他会带来的风险。

弟弟坐在地上,哭着跟她说,「我不想在这里,姐姐,我想自杀 」。

「他才 12 岁,应该没有一个 12 岁的正常孩子会想到『自杀』」。

对于孩子们的创伤,我们可能一直在低估。

一些家长会对婴儿的「记忆空白」感到满意。因为除了少部分声称有出生前几年记忆的人,我们中的大多数人,直到三岁半之后记忆才会被编码。

但事实上,儿童心理学家 Alison Gopnik 指出,如果说,成年人的注意力是像「聚光灯」一样运作,婴幼儿则更像是「灯笼」,并不是专注于一件事情,而是投射光线,同时吸收来自各处的信息。也因此,婴幼儿比我们想象中要「学得更多,想象的更多,关心得更多」。

Wendy Bunston 在澳大利亚儿童和家庭福利部门工作了 30 多年,她曾做过相关研究。她发现,在家庭虐待的氛围中,婴儿能很敏感地察觉。

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施暴者是危险的源头,但对于婴儿来说并不是。让 TA 们感觉惶恐的是被受虐者的照料。「如果照料者经常感觉恐惧和无助,孩子将很快知道自己无法得到保护」。

一位自怀孕之后便遭受虐待的母亲做过这样的陈述,在孩子降生后近两年里,她从来没有见过女儿微笑,也很少哭泣。她一直以为,这只是一个没有生气的、孤僻的孩子。但当她离开施虐的另一半后,这位母亲变得充满活力,喜欢唱歌跳舞大笑,女儿每天也会带着微笑醒来。

图源:站酷海洛

Jess Hill 用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比喻,用以形容那些在暴力氛围中成长的孩子们 —— 退伍士兵,因为两者共同展现出了对潜在威胁的警惕性。

这种比喻并非没有得到验证。2011 年,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对退伍士兵的脑部进行扫描,当他们察觉遇到潜在威胁时,大脑的两个部位发光:处理情感和身体疼痛的前脑岛,以及介导恐惧反应的杏仁核。研究者随后对 43 名受虐儿童进行了脑部扫描,发现他们与退伍士兵大脑完全相同的位置在发光。

研究者称,「尽管在高度威胁的环境里,警惕性对士兵和儿童都有好处,但在日常生活中会让他们筋疲力尽,同时产生极大困扰。如同退伍士兵一般,家庭虐待的儿童也经常会有噩梦或与创伤相关的倒叙」。或者,换一个词我们会更加熟悉这种症状,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。

在本书中,常常能看到孩子们这样的描述:他们能通过脚步声判断危险的等级,会从父亲的脸上看出当晚他是否有殴打母亲的可能。

下一个施虐者或者受害者

对于一些家庭来说,当施虐者离开之后,母亲试图和孩子重建稳定的生活。这种图景固然美好,但对于一些家庭而言,这并不是残酷故事的终结,而可能是另一种开始。

Liz 离开施虐丈夫后,她的儿子几乎重演了父亲的行为,他去垃圾堆翻找了母亲的购物小票,然后向她求证;他掐住妹妹的脖子,将她靠墙举起;甚至,在被要求去洗碗时,他狠狠给了母亲一拳,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。

母亲只能选择报警,儿子对律师留下了一句话,「我本来可以更狠地打她一顿的」。除此之外,Liz 还要面对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评价,「你怎么可以报警?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此会留下一个犯罪记录。」

但对于这位母亲来说,她想让孩子改变,除了报警别无他法,「如果他也这么对女朋友怎么办?」

研究者们曾试图分析孩子们的反应。Eddie Gallagher ,澳大利亚一位有着 40 多年经验的社工和儿童咨询师,他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,一直专攻研究儿童对父母的虐待。他发现,最常见的模式是男孩虐待经历过家庭暴力的母亲 —— 这在他见过的家庭里占据了一半。而施暴的孩子们中,70% 是男孩。

对于孩子为什么这么做,Gallagher 给出了他的结论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孩子们目睹了施虐的父亲对母亲的侵害,比如暴力侵害、辱骂。因此,孩子们会将母亲放置于一个「较弱」的位置上,并对她暗含轻视。当然,「表现出对施害者的依恋也是一种很好的生存手段,如果和他一同站在母亲的对立面,自己受侵害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」。

但也有一些时候,孩子们会通过暴力的手段终结暴力,比如杀死施虐者。

图源:站酷海洛

关于性别的分野,作家做了这样的陈述。「男孩们更有可能采取虐待父母的方式,女孩们则更多站在受害一方的视角进行叙述,不管受到侵害的是母亲亦或是父亲」。

讨论到性别的时候,可能需要回到一切的根源,「父权制」。

过去很多次我们提及这个词,都试图强调一种观念,在任何时候,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是「父权制」的受害者。

在引言中,作者提问,为什么一些施虐者甚至感觉自己也是受害者?

这并不难理解,因为一直以来,男性被教育,他们有权力控制女性,同时,如果他们失去对权力的掌控,就不会成功,不会得到配偶,不会得到钱,甚至会遭受其他男人的暴力和控制。对于他们来说,这些行为并不是错误的,他们只是在捍卫自己。

并非所有被灌输这个想法的人都会成为施虐者,有人会毕生与此相搏,也有人会认为失败而自杀。当然,也有人会在家庭中寻找获得权力的出口,对于这些家庭施虐者来说,这好像是「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力」。

撰文:苏惟楚

监制:李晨

封面图来源:站酷海洛

本文来自网络,不代表楚凤网立场。转载请注明出处: https://www.zsve.com/index.php/2020/11/27/24544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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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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